2020，13次考察调研 习近平的“非常节奏”

比如，法国的行政法院同时对行政的合宪性进行审查，美国的司法审查模式本来就包括着对合宪性的附带审查。

杨景宇：《法治实践中的思考》，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126页。[67]十七世纪西方经典分权理论也认为，国家权力只有两种：制定法律的权力和执行法律的权力。

[41]比如，彭真曾为最高人民法院办公楼题词：严肃执法。虽然《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行政诉讼制度，但受到当时问题导向的立法观念影响，立法者并未研究行政诉讼的合宪性问题。参见杨伟东：《权力结构中的行政诉讼》，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9页。对该条款的解释学分析，不难得出如下结论：对于那些宪法没有作出明示性规定但却非常重要的人权，就同样也必须给予尊重和保障。[42]整体而言，无论在横向还是纵向的权力分配格局上，中国宪法确认的权力分工格局是一个重分权，轻制衡的非对抗模式。

[26]参见公丕祥：董必武司法思想述要，《法制与社会发展》2006年第1期，第3-16页。[72]比如全国人大法工委作为协调机构对司法机关在行政诉讼中的法律问题进行答复。在这种意义上说，主张制定统一《行政法典》的呼声也有其存在的价值。

对于这种分层、分步、分阶段推进行政法典化的立场，学界和实务界几乎达成一致。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将行政组织法的位置后移，构成行政法总论、行政救济法和行政组织法三部曲的体系架构。一、行政法之法典化的必要性 （一）行政法典化之多元内涵 笼统地讲行政法典化[ii]，其必要性是确定无疑的。唯有各领域协调整合的法规范建立起来，同时推动各领域实体法规范的建立健全，方能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

对于实务推进来说，则反映了人们对所讨论问题尚未达成一致，有待深入论证探讨。这种立法模式为中国基本建成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做出了突出贡献，不仅应当全面支持，而且应当也必将继续发扬光大。

聚力于行政组织法、行政作用法、行政程序法等个别法规范的制定和完善，不仅具有方向的正确性，而且具有操作的可行性。[lvii] [德]奥托#8226;迈耶著，刘飞译：《德国行政法》，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5页第一版前言。统一《行政法典》的视角对此会有助益。如果一定要说有联系的话，那就是反而有助于降低立法成本，机动灵活应对各种各类立法需求，填补立法盲区。

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要及时上升为法律。[xxiv]在充分认识行政法典化之广泛性的基础上，需要将行政法典这个术语加以限定，以排除作为其终极形态的统一完整型法典，而指向作为某领域、某阶段或者某层次的法规范。合法、科学、合理、有效的行政法体系，应当有助于推进行政法典化。（四）行政法典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需求 适应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需要的原则，是行政法上的重要原则。

这种作用既可能是正面的，亦可能是负面的。坚持单行法先行与各个击破的立法模式，是行政法典化的限定性路径选择，也可以将行政法典化称为限定法典化。

这决定了行政法具有极为广泛的内容，必须与行政的变动性相适应，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易变性。行政法律实施的质量和效率取决于各相关法规范本身对行政和行政法规律的尊重程度，取决于法规范适用者的法解释和法运用能力。

[xi] 参见杨建顺：《行政规制与权利保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7页四、行政法学体系的架构。参见同前注[12]，杨建顺主编书，第三编行政作用法。[xl] [日]盐野宏著，杨建顺译：《行政法Ⅰ·行政法总论》（第四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85页脚注①。参见同前注[11]，杨建顺书，第18页注①。《行政许可法》第11条规定：设定行政许可，应当遵循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有利于发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积极性、主动性，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促进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xxxviii] 参见同前注[22]，王贵松文。

这种宽容、开放、发展的研究环境本身，也是科学的行政法学体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如此限定，作为价值论的行政法典化就可以得以全面容许，在宏观的支持和努力促进的方向上已经达成了高度一致。

[xliv]我也曾主张，从全面实现法治行政目标的角度考虑， 制定单独的《行政程序法》， 对需要普遍遵行的原则、程序加以明确， 的确是必要的， 而且也是可行的。[xxvi] 参见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中国卓越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60页。

而作为技术论的行政法典化是否具有容许性，则需要根据相关的支撑技术状况而论，包括推进阶段性、射程范围的广狭、推进速度的快慢等。至于AI、区块链、元宇宙等新领域，都亟待加强和完善立法工作，则不应过度强调共同特色，而宜随时回应现实需要，加快相关立法进程。

提倡对制定统一法典的理论探究，有助于完善科学的行政法学体系。限缩法典说反映了行政和行政法的自身规律性。研究制定行政程序法，这是理论界和实务界长期追求的目标，故而引来各方高度关注和聚力推进。统一法典，不好立、不好改、不好用。

对于以行政和行政法为研究对象的行政法学来说，体系化是其孜孜以求的目标，故而行政法学体系在发展方向上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对于行政法之法典化具有较强的引导和支撑作用。其二是研究制定行政程序法，完善行政程序法律制度。

这里对必要性或者理由的论述存在诸多值得商榷之处。行政救济法（规定因行政活动受到损害或者损失的国民请求救济之程序）。

相似的情形还有很多，理论上都可期待通过行政法典化的推进来加以解决，而现实中的困难程度可想而知。技术障碍能够通过构建合理的法典结构予以克服，而非技术障碍则是法典化的主要障碍。

这种障碍源自行政法和行政自身的特点。推进《行政程序法》和《行政组织法》的立法工作，主张制定《行政法总则》《行政法通则》或者《行政基本法》等法律，将行政法典相对化为行政法典化，进而具体化为某个或者某类法律，这在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是可取的，总体来说是值得肯定的。[xxxvii] [德]汉斯·J．沃尔夫等著，高家伟译：《行政法》（第一卷），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0页。如此算来，行政法202件，占总数的70.6%。

杨伟东：《基本行政法典的确立、定位与架构》，载《法学研究》2021年第6期。这里所谓一般手续法规范，即一般程序法规范。

经济法、环境资源法和社会法等部门法的法规范该如何定位和划界？这是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

在《行政处罚法》制定施行后，行政程序立法被提上日程，学界先后提出了《行政程序法》的体例结构，新的体例结构，立法建议、建议稿及其说明。如果仅是编纂，只将既有的法规范整理编排，其现实可能性就会提升，而其必要性也就会相应降低。